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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城后掀移民热:走还不是走?这是个问题 – The New York Times

欢迎阅读本期“海外华人札记”,我是常驻纽约的华文记者荣筱箐。每周四我们将一起从华人视角解读、探讨新闻热点、品析时报精华文章。欢迎点击这里订阅,或推荐给朋友。

先是上海封城导致很多人吃喝看病成了问题,紧接着北京开始全民核酸、超市抢购,人们在无尽的检测和对健康宝“弹窗”的恐慌中度过了又一个不能出国门、甚至非必要也无法出京的“五一”假期。随着确诊病例增加,北京一些小区已经被封,一些孩子和职场人士进入“静止”模式,是否会步上海后尘仍有待观望。至于其他小一点的城市,更是可能随时随地陷入无休止的封城之中。这大概是疫情开始以来中国最人心惶惶的时刻之一,这种情绪从近期网上对“移民”这个词搜索次数的暴增中可见一斑。

根据微信发布的“微信指数”,4月3日,也就是上海封城一周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社会面清零,当天“移民”一词的搜索指数环比上升了四倍多。百度的统计也显示,从3月28日到4月3日,诸如“移民加拿大的条件”、“出国哪里好”的搜索环比上涨了20多倍,但相关消息热传后,百度不再对外提供与移民相关的指数。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移民机构纷纷发帖说前来咨询的人排起了长队。

这波对移民的热切关注还让去年开始出现的网络词汇“润”又火了一把——“润”取自英文跑路(run)的谐音,又寄予着人们对通过移民获得“滋润”生活的向往。曾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祖师奶奶”的作家张爱玲现在成了“润学”的祖师爷,人们翻出她50年代感觉中国气氛不对劲,从大陆逃往香港、进而移民美国的轶事,把她奉为集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雷厉风行的决断于一身的“跑路天后”。

上海封城之后,中国人对移民兴趣陡增,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既担心中国长远的政治走向和经济前景,更担心自己明天的命运。时报的一篇交互式报道讲述了上海封城中人们的遭遇——阳性患者被拉去条件简陋的方舱隔离,一些方舱满地是垃圾,人们尽量少喝水,免得去极其肮脏的厕所,而那些因为住宅区被封回不了家的送货司机只能睡在街上。中国大陆的公共抗议极其罕见,但因为封城严重影响生计,一些上海市民愤而发声。在一场发生在小区里的抗议活动中,居民们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班、我们要有知情权。”

封城乱象带来的生存危机让人们如此直观地体会到,哪怕已经为了经济自由而牺牲了政治自由,哪怕已经遵守各种严格的防疫规定,仍然可能失去更多的自由,也许是就医得到保障的自由、下楼遛狗遛娃的自由、紧急情况下在网上发求助帖而不被删的自由,甚至也可能只是如厕自由、洗澡自由、出门上班或者下地种田的自由。有人在推特上说,上海封城引发移民热的原因是“以前是温水煮青蛙,现在是爆炒青蛙”。 中国和比利时混血网红锡兰最近“逃离了上海”回到比利时,他在一期视频中说,自己到了比利时才发现,上海的“温水”其实已经有1000度。

世上没有理想国,“跑路”之后也仍然要面对现实的挑战。封城期间网上有很多关于张爱玲移民往事的追述,大多没有提及她来美国后,给当地出版社投的英文书稿屡次被拒,写作才华得不到赏识,最终在家中孤独死去的后半生。正如已经“润”走的人们在朋友圈里贴的大都是异国的美景美食,很少有人去展示生活的五味杂陈,但他们经历的那些或许不起眼的挫败和失落,对现在正在琢磨要不要“跑路”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同样值得参考。

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目前最渴望的种种自由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确都可以找到,很多时候还附赠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的自由、在网上骂总统的自由和为了理念上街游行的自由。但对于希望通过移民获得自由的人们,要判断“走还是不走”大概也需要去看看自由的另一面——移民之后你可能不得不面对之前从未遇到过的不自由。

比如语言文化障碍带来的不自由。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十年前来到美国的移民,下飞机第二天去肯德基点餐,服务员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什么都没点就离开了。这件事给他留下的阴影到现在都难以彻底摆脱。而当你的英语好到完全没有障碍的程度时,可能又会陷入远离母语的痛苦。在美国一直以英文写作的小说家李翊云曾经在《纽约客》上以《说话就失言》 (To Speak Is to Blunder) 为题撰文讲述过这种痛苦,“我以如此坚定的态度抛弃中文的那种决绝简直就是自杀,”她写道。

比如社会地位的失重带来的不自由。移民对往昔荣耀的记忆可能会成为他们走不出的牢笼。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前中国国家队教练,在美国继续从事这一行,但面对的不再是国家队级别的队员。那次采访中他讲到了自己移民后感受到的心理落差,然后带着我在他的队员面前走了一圈,说是新华社记者来采访他。他知道我并不供职于新华社,但大概只有这个中国国家级权威机构登门采访才能让他在人前找回往日的风光。

比如孤独带来的不自由。不管是为了移民夫妻两地分居的“太空人家庭”,还是为等绿卡排期好好多年不能回国的打工族,甚至逃往海外的通缉犯,都必须面对孤独这一关。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中的煤老板张晋生因为行贿事发“跑路”去了澳洲,尝到这种孤独的滋味后,他用不改的山西乡音对儿子吼到: “中国不允许私人有枪,但在澳大利亚法律刚改,可以买枪,老子现在就买了很多枪,可是老子现在连个敌人都没有。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个屁嘞!”

但移民说到底是用你拥有的东西换取你渴望却缺失的东西,而“自由”这个由多个部件组成的复杂体系,从来就没有“包圆儿”这一说。相比张爱玲1952年时连小说手稿都顾不上带,拎着简单的行李一路南逃,在这个年代放弃金钱、地位、资源和母语去“跑路”,这样的权衡是否仍然值得?中国的封锁措施如果慢慢松绑,人们是不是又会迅速忘记当初的愤怒和焦虑,直到下一次危机从天而降?这些恐怕都只有冷暖自知,取决的是你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也让民众走上小康之路。但时报科技专栏作家袁莉在“新新世界”专栏里指出,中国目前这波封控使企业运营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受到重创,带有很明显的计划经济的影子。一些受访的商家也对中国是否走上计划经济的回头路、使人们再度变穷表示担心。(阅读本文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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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乾小时候曾经是无证移民,相对于地面上的世界,地铁的封闭空间给她带来安全感。长大后她成为一名律师,在地铁上用手机完成了她的畅销回忆录《美丽的国家》(Beautiful Country)。在为时报撰写的观点文章中,王乾写道,尽管疫情期间地铁中发生的暴力事件让很多人心惊胆颤,但地铁乘客仍然是一个不分高低贵贱、相互扶助的社群,而这也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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